这种说法可能存在，但不完全对。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对军队管理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
朱元璋不仅设立五军都督府制度，军队彼此相互节制互不统属，兵部拥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五军都督府调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大明兵权都控制在皇帝一人之手。
没有朱元璋的兵符与圣旨，任何一个武将或者五军都督府、兵部，都别想调动一兵一卒，想起兵造反纯属痴人说梦。
因此因为功高盖主杀了功臣的说法太过片面。
事实上，在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六十岁的朱元璋对全国各地武将下达一部诏令合集《武臣大诰》。
这部《武臣大诰》非常奇特，完全不是像朝廷公文一样文绉绉的，而是通篇都是没有经过任何润色的口语大白话，明白浅显，通俗易懂。
因为朱元璋担心武将们文化水平低看不懂，起不到宣传警示作用，故此他才会别出心裁。
意思就是咱这般直直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
你们都给咱听好了。
朱元璋在《武臣大诰》中，详细列举了各地武将三十二人的违法犯罪之举。
其中既有常遇春之子郑国公常茂这样的高级将领，也有地方卫所的百户千户等基层军官。
犯罪行为既有干扰地方政务等大局问题，也有苛待、残害军卒等细节，还有贪墨军饷军粮等经济问题，还有抢占民女等作风问题，无所不包。
从中可以看出，明朝开国初期，功臣武将们倚仗权势为非作歹、践踏国家法纪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和严重，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永嘉侯朱亮祖接受地方豪绅的重贿，光天化日冲入番禺县大牢放走人犯，鞭打知县。
常遇春之子常茂，“贪财杀降”。
以及醉酒后杀伤前来归降的北元武将，几乎激起大变引发战争。
其他各种不法行为如“肆贪害民”“冒支官银”“私役军卒”“强暴军卒眷属”等等，都已经到了触目惊心、危及明朝统治的地步。
使得大明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将士离心，民怨沸腾。
朱元璋在前言中说：“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
“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可军官们依旧利欲熏心，置若罔闻。
朱元璋说：“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自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
他出身贫苦农民，从最下层的普通红巾军小兵一步步奋斗成皇帝，底层军民的痛苦辛酸生活他感同身受，故此才会再三劝诫功臣大将们体恤民情，爱护士卒，遵规守纪。
苦口婆心之态，令人落泪。
可惜他的一番苦心并未能唤醒这些执迷不悟的功臣武将们。
朱元璋迫不得已才会凶相毕露，大开杀戒。
故此朱元璋才会对功臣大将们下此重手，实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看看《武臣大诰》中那些底层军民饱受摧残的斑斑血痕，令人心酸落泪，就会理解朱元璋的一番苦心。
为自己的子孙扫清障碍是一方面，但是如果功臣们没有自己的原因的话，朱元璋有什么理由能随便残杀他们呢。
正是因为他们有了像韩信一样，有让皇帝必须杀他们的理由，他们才会被杀。
而不是用一句所谓的功高盖主，害怕功臣危级天下江山来替代。
韩信，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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