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候就有个故事,白居易初到长安,有人说“京城米贵,白居者不易。”不仅仅是唐朝,哪朝哪代的京官日子都不怎么好,他们收入不高,而且在京城,捞钱也轮不到他们。但是京官更要维持自己的体面,日常用度更加仔细。如果不是这样,陈克也不可能租到京城官员区的房子。
既然旗人来负责推广蜂窝煤,那这些低级官员就是他们的重点推广对象,而且推行效果相当好。这从蜂窝煤场负责对外垒灶的同志们每天忙活的时间就可以看出。
陈克和秦佟仁亲自带头,最初几天,同志们分成四组,每天派出去一组去工作。七八天之后,已经是一组留在工厂负责生产,三组人一起出去垒灶。而且这还是建立在秦佟仁发动了自己的力量,从天津又请来了三十多号机械局旧工友的情况下。
在北京党小组会议上,秦佟仁对出现这样的局面颇感觉不可思议。
那天尚远找上门来,陈克看事情已经挑明,干脆就直陈自己的“革命道路”。中央能够有效管理到村级单位的人民,层层的教育体系,官吏一体的政府公务员选拔制度,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那天陈克对于未来中国的描述让尚远和秦佟仁当时就无言以对了。
尚远告辞前,倒是留了话,“明天我会过来,看看陈先生到底是个什么革命党人。”第二天他真的来了。还带着秦佟仁委托尚远带过来的书。陈克也放开了,干脆就开始组建新的北京党小组。一面工作,一面讲课。
秦佟仁听说过孙中山那些革命党宣传过的共和制度,他对这个制度的评价是——大放厥词。反对“共和制度”的原因倒不是秦佟仁对满清多么忠诚,庚子事变之后,秦佟仁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早就对朝廷彻底失望。他之所以不希望现在推翻朝廷,只是认为造反会让中国陷入彻底的分裂。在外敌环伺的今天,内战会让洋人有充足的机会插手中国事物。在秦佟仁看来,以工业兴国才是唯一的道路。而共和制度本身只是让地方士绅崛起。秦佟仁对孙中山那些革命党的看法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和正确。他坚信,一旦按照孙中山那帮人提出的“民主共和”理论开始革命,只会让军阀群起,中国四分五裂而已。
尚远的政治观念更加有趣,尚远本人是商丘大地主家族出身,对于地主士绅的看法深刻的让陈克觉得都有些不好意思。他明确指出,现在的士绅们对于工业化本身没有丝毫热情。他们之所以希望推行宪政,目的就是夺取朝廷的权力。然后自己在地方上能够靠着土地作威作福。所以反洋教也好,反洋货也好,都是工业化对于传统手工业的打击之后,地主们的本能反应。若是让真的推行了宪政,也无法解决工业化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深刻矛盾。
针对这种情况,尚远与秦佟仁的态度完全一致,必须有一个空前强有力的政府来推行工业化。而现在的情况是,满清至少还是一个看似最强者。这也是为什么两人对于“民主革命”极度缺乏兴趣的原因。
他们两个人的政治观点代表了这个时代相当一部份有识之士的态度。这帮人历史上之所以反对共和,并不全是对共和制度本身有什么刻骨仇恨,而是他们认为孙中山那帮鸟人提倡的共和制在实践上根本无法现实救国救民的目的。
尚远和秦佟仁一个是政治上的“集权派”,一个是从“大工业”和“完整产业结构”的角度坚持“国家全面主导”的强硬派。陈克的书恰恰在理论上给尚远与秦佟仁这些在历史上被称为“顽固反动派”的家伙们指出了一条可行道路。
党小组的规模日益在膨胀,尚远和秦佟仁不断开始介绍各种人来参加。而这次的小组会议与会者十三人,议题是完全理论联系实践——就蜂窝煤发展看北京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过也题目就是这么说说,秦佟仁一直是搞军工的,没有这种针对民生的经验。他看着报表上的数据,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工业化的威力展现出来之后,手工业根本没有能够对抗的机会。自从蜂窝煤开始销售,就有不少人试着仿制。但是光在蜂窝煤上打出孔来,就是个非常“高技术”的工作。蜂窝煤厂使用的是机器,效率根本不是个人能够比拟的。仿造者花了那么大的气力,一天根本造不出几块能用的煤。即便造出来了,付出的劳动力也收不回成本。结果就是预期中的手工竞争者根本没有出现,蜂窝煤销量一涨再涨。
“文青,你觉得这个峰值会在什么时候出现。”秦佟仁忍不住问。他很希望那仿佛要直上云霄的曲线能够永远运行下去,不要停止。
这次的会议书记是苏悟明,陈克把他拉来的。他抬头看着黑板上的报表问道:“这个也要画进去么?”苏悟明没有学过坐标,觉得这玩意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与苏悟明同来的也有几个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据说溥仪登基的时候,古城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呼啦啦两年半过去了,这大清朝还真就说倒就倒了,一点都不含糊。这年头的社会中坚人士,即便是支持满清的,也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不是对满清多么忠诚。连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们都开始支持革命,满清的覆灭首先就是从大家的思想里面开始的。现在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悟明,那个我做了好几份,直接放到文件里面就行了。”陈克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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