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的覆灭，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很多朝代都避免不了最终消亡，不论这个王朝淡出诞生之初有多么的伟大和不朽。
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千方百计的设计一大堆规矩和主训也改变不了这样的结局。据传大明王朝有一条祖训：“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这话听着很霸气，不少“明粉”都用它来坚守自家阵地。但朱元璋听了之后可能会说一句：“后辈子孙如此争气，俺十分高兴，不过有一说一，俺真的没说过这话......”
一、霸气宣言之由来
在这条“祖训”中，“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是大明王朝的态度，“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是明代帝王的个人意志，不妨分开来看。
前者确有出处，但它未见于正史记载，也非永乐大帝所言。按明代明陈继儒所辑《宝颜堂秘笈》第十八册收录敖英所着笔记小说《东谷赘言·卷上》所云：
“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蕃，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其来朝贡，则以恩礼待之。其朝鲜、安南、琉球、曰本、占城、暹罗、满剌加诸国......奉法尤谨，朝廷待之，恩礼亦有加焉。呜呼，盛哉！”
敖英此语，有一定时代背景。其人为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出身，历任工部主事、礼部郎中等职，退休时已为四川右布政使。彼时正值嘉靖皇帝在位，大明内忧外患，“南倭北虏”屡屡侵犯边境。嘉靖虽一心修道、任用奸佞，但也能守住祖业：“俺答称汗，遣使议和，求通贡市，世宗不许，屡请屡拒”。
虽说敖言未能亲眼见到戚继光与俞大猷二人联手将东南倭寇剿灭。但天子与国家的强硬态度，亦足以让他感慨，以至于有“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之言。
二、何为国君死社稷
再看“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一语，则无明文记载。先秦时期虽有“国君死社稷”一说，其本质却有别于后世。《礼记·曲礼下》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意是说，国君要为保护国家而死，卿大夫与士也要保家卫国，尽到自己的责任。
乍一看，上三代（夏商周）的国君和贵族都很有责任心。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是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奴隶制社会。所谓国君、诸侯、卿大夫、士等各个贵族阶层，自出生以来，便享有荣华富贵，拥有无数土地和奴隶。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所以在面临危难时，贵族们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否则的话，人人只知享受而不奉献，哪怕贵族垄断了社会资源，那也迟早会分崩离析。可见，“君王死社稷”实则是贵族阶层为了维护圈子而“约定俗成”的要求。
是以，春秋时期很多有名的诸侯，如夫差、勾践、宋襄公、重耳、齐桓公等人，大多会亲自出征。但乱世以来，礼崩乐坏，道德伦理体系的约束不复以往，沦为阶下囚或亡国之君的王室后裔，往往面临颇为凄惨的遭遇。
有人面对死亡，可以大义凌然，留下一曲慷慨悲歌；也有人不甘屈辱，悲愤赴死而引起故土子民的同仇敌忾；还有人假意逢迎，忍受卧薪尝胆之苦，终是“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
在此情形之下，如何妥善安置前朝皇室，成了一道难题。正是在处理该问题的两种主要解决方案的对比之下，“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才会成为明代皇帝的“专利”。
三、二王三恪也挺香
古代有一种规矩，叫“二王三恪”。是说新朝建立，乃“兴灭国，继绝世”。为宣扬自身之正统，新朝要对前朝王室后裔封爵，不仅给予他们封地，还允许立庙祭祀。一般来说，封前两代苗裔，即“二王后”；封前三代苗裔，为“三恪”也。
这个现象在汉晋之际颇为常见。曹丕称帝后，汉献帝受封山阳公，食邑一万户；西晋建立后，献帝后裔仍为山阳公，而魏元帝则成了陈留王；至刘宋灭东晋，山阳、陈留尚在，还多了个晋恭帝的零陵王。
这一时期的“二王三恪”之所以如此常见，盖因曹魏成功实践了“禅让制”，令其在维护儒家伦理体系的前提下，成功实现王权的平稳过渡，故后世政权皆有样学样。
这么一来，前朝宗室不仅能拥有王室苗裔出身，还有不错待遇，得以安享富贵。因此，很多皇室后裔在面临亡国时，都抱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心态，如刘禅、孙皓那般“自缚请降”。
除了这种解决方案，还有直接采取暴力手段的。亦如风评最差的五代十国，值此乱世，道义无存，以杀见杀，导致前朝苗裔大多遭受军阀毒手。鉴于此，宋朝遂将“右文抑武”当成基本国策，并重振文教，主张“以理服人”。
结果怎么样？靖康之耻，徽、钦二宗身不由己，受尽万般屈辱；崖山海战，宋军全灭，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投海自尽，十万军民亦跳海殉之。显然，游牧族出身的金人和元人，都不讲“二王三恪”。赵宋苗裔非但没有抵抗的本事，也难以落得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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