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上，几十名坐在凉席上的地方官吏面前，都摆着一张矮书案。书案上，放了纸和笔。
李中易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民生题目，当众让人抄录后，分发给官员们去做题。
题目其实也并不复杂，都是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
本地的粮食价格最高多少钱一升？最低多少钱一升？白萝卜多少钱一斤？租赁一间房子多少钱？
另外，还有几道政务题。修一里官道，大约需要多少工奴，多少粮食？
本地的警政寺，可有扰民之举？
题目比较多，且很杂。但是，只要是熟悉本地的情况，答题其实很简单。
李中易是起于草莽的皇帝，深知官场的情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廷每出一个惠民的善政，在各地官僚们的合谋之下，最终都成了坑民之政。
所以，李中易每到一地，都喜欢出民生和政务题，考一考本地的官员们。
如今的地方官府，其实已经变成了几权分立的格局。
巡检司掌握兵权，大理分寺掌握审判大权，警政寺捏着警权。
客观的说，知府、知州和知县的工作压力和强度，也大大的减轻了。而且，分权之后，知府（县）们做恶的能力，直线下降。
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司法不再地方化，知府无法利用手里掌握的权势，干预大理分寺衙门的审判事务。
李中易心里很清楚，司法地方化，百弊丛生，而无一利。
地方官若想做恶，必先驱使警政寺的恶吏。
如果警政寺抓错了人，大理分寺不可能袒护他们。因为，纠正错抓，是法官晋升时，极其重要的加分项。
直属于朝廷大理寺的大理分寺，由于采取的是法官跨路轮换制度，就从制度上，确保了及时纠正错案的能力。
没有制度保障的善政，都是空中楼阁。
两个时辰后，时间到，郑州的官员们都交了卷。
因为答卷有很多，李中易不可能马上看完，就摆了摆手，让官员们各自散去。
李中易在郑州停留了三天，看完了答卷之后，就开始单独召见相应的官员。
交谈之后，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官吏，李中易都会记在小白本上，以备将来之用。
治国之道，受重治吏。官吏无能，或是贪婪无度，都会导致善政变成害民之恶政，不可不察。
寒窗苦读十余年，千里之外做官，就为了替草民服务？
由于，有海外殖民的丰厚利益，李中易奉行的是高薪养廉，外加就近监督的策略。
全国的知府，除了月俸均为两百贯钱之外，还另有三百贯的杂费。
杂费指的是，养车夫的钱，养马的钱，改善伙食的钱。
手握实权的官僚们，怎么可能受穷呢？
既不让他们贪污腐败，又不给好处，他们岂能安分守己的不干坏事？
李中易的策略是，把明暗利益，都搞成公开化。每月五百贯钱，还不够花，还要伸手去捞钱，那就别怪他李某人不念旧情了。
实际上，把官僚们的利益固定化之后，算大帐的时候，朝廷其实是大赚特赚的。
地方官僚们的贪污腐败，他们收十，才可能给朝廷一。而且，破坏的都是自耕农或是商户的利益。
自耕农和商户，被纷纷搞破产之后，朝廷的税源，就会持续性的减少。
土地兼并，商业萧条，让朝廷的财源日益枯竭。一旦遇上外敌入侵，就必须加税养官，加饷养兵。
自耕农和商户的负担越重，流民就越多，朝廷的财源也就越发的捉襟见肘，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总而言之，李中易最大的国策，其实是：充分维护自耕农的利益，确保朝廷的财源充裕。
此次郑州之行，李中易总共单独召见了七名官吏，并把他们的名字都记在了小白本上。
和以往的王朝十分轻视吏员不同，李中易批准的新学进士，都是从吏员开始做起。
宰辅必发于州县，州县必始于吏员。
不从基层吏员开始做起，怎么知道底层百姓的情弊？
通俗的说，李中易要干的事，其实是从世袭的州县胥吏手中，一步步的拿回吏权。
帅船重新启航后，转入黄河，顺流直下，速度就快得多了。
李中易每到一个大州大县，或是大府，都会有意识的停留一、两天。
把在郑州做过的事情，换了题目，各做一遍。
天下大事，治官治吏，为第一要务，没有之一。
三个月后，李中易的帅船，才抵达了黄河入海口的滨州。
海运的好处，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
从开封运兵、运物资到幽州，走海路比走陆路的优势，大得实在是太多了。
走海路，不仅速度快，运量大，成本低。而且，战士们也不疲惫，下船就可以参加战斗。
滨州，是黄河水师和近海水师共同的基地。滨州造船厂，是除了明州造船厂、开封造船厂之外，第三大的造船厂。
巧合的是，从古印度殖民的大船队，也回来了，正在陆续靠岸。
李中易背着手，立于码头上，嘴角噙着笑意，默默的注视着一艘艘高大威猛的大海船，缓缓的靠岸。
朝廷的资源，其实是有限的。海外的殖民，必须要激发民间资本和权贵资本。
资本都是逐利的。海外的奴隶贸易，粮食贸易，丝绸贸易，茶叶贸易，瓷器贸易，让殖民者们赚得钵满盆满。
更重要的是，只要自己靠本事占住的地盘，就永远都是自己的地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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